在研究中国法律问题时，通常所说的法律一般指狭义上的。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第三，增强宪法相关条文的解释力，提升宪法在经济与社会发生深刻变动的时代的适应性。
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公平保障义务主要体现在资源开发的准入制度、资源利用权的公平配置、资源利益的公平享有等层面。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以宪法第9条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基本解释为前提，以自然资源多元价值公平的惠及全民为目标，设计与优化自然资源全民所有的法律实现机制，应成为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优化的路径朝向。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应当被维护和恢复。[5] 参见王旭：《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宪法规制功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第10页。
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得到现有法律体系承认的主要标志有：自然资源所具有的生态价值已经被我国自然资源领域相关法律所保护，基于自然资源公共性的公民在一定限度内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的正当性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与实践的认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法律体系依据自然资源的不同价值具有了产业法、管理法、保护法三种类型的分野。[14] 此种功能在环境科学或者生态学上被称之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例如，在欧盟，当第三方的内容构成犯罪或行政违法时，平台只要不明知（actual knowledge）即可获得责任豁免。
[23]《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发布管理规定》第12条。（一）支持强化责任的理由：实用和规范两个角度的观点 从监管部门的零星表态和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来看，强化平台责任的理由主要从实用和规范两个不同角度展开：前者不考虑基于平台所处的交易位置，由其承担责任是否公正的问题，而是从功利角度出发，主张由平台承担责任是成本最低的控制违法交易的手段。[14]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23条。毕竟，平台一般拥有海量内容，单个内容或者交易对平台的价值，与其可能带来的巨大法律风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新近实施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亦规定，平台需要建立主动监控体系，[26]而且，这种主动监控体系需要设置专门的机构或者指定专职人员，对平台上的食品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这些积极的角色增加了用户已有内容的价值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交易秩序，[49]同时，也使得网络交易平台很难如电话公司等单纯通道经营者一样获得广泛的责任豁免。
[12]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因此，相较于监管部门直接执法，平台私人审核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更加专断。其中，网络交易类平台的商业成就表现抢眼，以阿里巴巴为例，仅2015年双十一全球狂欢节期间，商品成交额即达人民币912亿元，较2014年同期增加60%。不仅要阻止那些明显违法的内容，还要对大量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如是否违反《食品安全法》和《广告法》的具体规则进行判断。
因为平台对用户采取措施的依据并不在于法律授予的职权，而在于它与用户的协议——它会在用户注册时约定平台有权对违反平台交易规则的行为进行处理。[31]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首先，这种判断是需要人工的，而对海量信息进行人工筛查成本极其高昂。互联网固然使违法行为超越了时空界限，给传统体制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挑战。
参见国家工商总局市场司：《向实现以网管网目标迈进——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贯彻执行情况综述》，《中国工商报》2013年3月14日第W03版。其二，《办法》对平台承担责任形式的规定单一且较重。
其三，平台对第三方限制增加，影响第三方创新。[66]这些动议保护平台用户的出发点值得赞赏，但是，其效果恐怕难以乐观:平台上的规则属于私人间协议，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公法性质的干预空间有限且容易产生大量新的问题。
无论从能力而言，还是平台自身利益而言，平台都不处于做出此类判断的最佳位置。其中，知道这一表述与上述行政性规范领域的发现高度相似。[6] 在这些案例背后，监管部门推动立法强化网络交易平台责任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其政策目标在于迫使平台加强对用户内容的私人审查，从而协助甚至替代监管部门完成整饬市场秩序的公共目标。就平台审核义务的特点而言，平台承担从线上呈现内容的形式合规性审核扩张到线上线下一致审核。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版，第265页。五、私人审查对用户权利的侵蚀效应 除去创新抑制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当下的责任体系可能形成另外一个更加严重、但目前更缺乏关注的后果，即依法行政要求的规避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侵蚀效应：借助严格的责任体系，形成了监管部门对平台问责，而平台处理被怀疑用户的体制，网络交易平台被推向监管的前线，而监管部门隐于幕后。
其中，基本功能包括聚合信息和撮合交易：前者指通过互联网设施聚合供应侧和需求侧的信息，从而便利供应方搜寻客户、需求方搜寻商品和服务。如前所述，在2000年前后的立法过程中，欧美在互联网领域的立法形成了一个初略的共识：平台对利用其网络服务公开传播的信息没有主动监控义务，因此，一般而言，当权利人或者执法部门通知平台相关行为存在违法时，平台有及时地采取措施删除或阻止对相关内容的访问即可免责。
[8]但是，伴随交易规模的扩大，用户通过网络交易平台销售侵权或违法商品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因此，从文本而言，并不能得出平台有主动监控用户内容的义务这一结论。
[4]然而，对于平台用户的行政违法行为，平台在尽到何种义务后可以免于承担相应行政责任，尚缺乏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在美国，互联网平台的核心功能在于帮助用户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构成一种表达。
因此，治本之策，在于合理地激发市场自我净化能力的同时，建设一个更有效率和更富担当精神的政府。关键词: 网络交易平台 用户内容 行政责任 私人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加速，[1]平台型互联网企业（简称互联网平台）影响也日益深远。其次，平台工作人员并非专业的执法者，而要求平台监控的违法类型又如此广泛，这必然导致大量的错误判断。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
[44] 《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在认定涉嫌在明知、应知、故意或过失等情况下为无照经营、商标侵权、虚假宣传、传销、消费侵权等行为提供便利、实施条件之前，提到淘宝网、阿里巴巴平台网店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存在大量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质量不合格、无合法进口来源证明、国家明令禁止销售、传销等类型的商品信息，假烟、假酒、高仿手机、假名牌包、假证、封建迷信与赌博用品、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管制刀具、窃听器材等大量存在，可见监管部门是从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来论证这种认知性的。这源于主动监控模式的内在缺陷：在通知-删除规则下，平台的注意义务相对确定——接到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并建立规则惩罚那些恶意侵权的用户，就可以免除责任。
最后一次访问为2016年1月2日。[9] 最近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报道可以参见Why Alibaba's Massive Counterfeit Problem Will Never Be Solved, Forbes, November 23, 2015. [10] 商务部《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将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定义为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交易撮合及相关服务的信息网络系统总和。
在此意义上，网络交易平台仍然属于聚合交易信息的通道，只是这种通道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引导、塑造交易秩序。但是，在普遍性主动监控规则下，由于无法设定合理的注意义务，平台对经营后果的可预见性降低，运营的法律风险加剧。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17] 关于地方保护的论述可以参见马怀德: 《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和解决之道》，《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2．规范角度的论证未明确平台本质特性而存在不完整性 从规范角度来论证平台责任的合法性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毕竟，任何行业的经营者都必须承担与其经营行为性质相一致的注意义务。[38]因此，平台对用户行政违法内容的注意义务实际低于其民事侵权内容。
OEC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ole of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2010, p24. [51] 有学者提出，互联网平台是介于电信基础设施和内容提供者之间的独立一层。[53] 如上文提到的，监管部门以平台上违法行为的数量来对平台问责。
同时该局还制定了《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电子数据证据取证工作的指导意见》。虽然互联网使得传统的行政执法体制面临挑战，但这并非是无解的问题。
相反，另一些网站，如阿里系的淘宝、天猫，自身并不直接销售商品，而主要为第三方之间的交易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它们属于典型网络交易平台。尺度适当的清理对于净化商业环境、提升合规经营水平有积极意义，但在日益严苛的责任体系下，矫枉过正对第三方创新的抑制不容小觑。